在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，发生了很多值得流传和记录的事迹，但大多淹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埃中。为了让现在的印刷人能够深刻感受到当时的情景，我们推出“亲历者说”栏目，通过一个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的所言所语，去感受、了解当时的最真实的历史面貌。下面，让第二站——于都站的亲历者为我们揭开历史的尘埃。
红军开始行军
除了红军主力以外，成千上万的红区农民也开始行军——男女老幼、党与非党的都有。兵工厂拆迁一空，工厂都卸走机器，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，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。随着征途的拉长，这些负担大部分都得在中途扔掉，据红军告诉我，成千上万支步枪和机枪，大量的机器和弹药，甚至还有大量银元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上。
即将开始战略转移
1934年秋天，红军出版物中开始对战略转移有所暗示。9月29日苏维埃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发表了一篇由洛甫（张闻天）起草的社论，指出为了保卫苏区、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“围剿”，“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......在某些地方，由于敌人堡垒密布，我们必须冲破锁线，转移苏区，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。”
当年于都概况
于都是江西南部的一座小县城，因位于都河畔而得名。红军长征时，它不过是一个渡口，一个集市。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时，这里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，地里只剩下晚稻、荞麦和红薯。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他东西，有的牵拉在屋檐下。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。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，橘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。中秋节已过，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。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。
红军所学需写心得
红军上课所学的一切，都会被要求写作业或心得，并为明快色调的油印快报投稿。勃沙特曾亲眼见到一个红军采取“贿赂”的办法，哀求另一个红军代他写。他说，不过，他们小报的编排及有关共产主义内容的图画的设计，是值得骄傲的。一个同志擅长画画，于是我们便称他为“艺术家”。
用石板印刷机印刷大布告
红军长征途中某日，勃沙特见到一个红军战士正忙碌着刻钢板，已刻好的蜡纸堆了一摞。勃沙特问：“刻的什么？”他回答：“一本翻译的俄罗斯著作。”他们就是这样，将成百张的蜡纸用油墨滚子一张张地油印出来，然后装订成书。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大约九岁的男孩负责操作石板印刷机（用油和酸写在石板上，经化学处理后，再用纸拓印），他们用这种机器甚至能印红军在所到村镇张贴的那种大布告。繁忙时，他俩一天要印到几千份。
红军大学出版《红炉》
红军大学在长征途中油印出版了一个校刊，名为《红炉》。刘伯承校长为《红炉》题写了刊头和发刊词。发刊词的大意是：我们学校是一个红炉，我们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，努力学习军事、政治、文化，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，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这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。刘校长还带头为校刊写稿。当时红四方面军转战在四川、西康交界的险山急流之中，经常发生隘路战斗。刘校长认真总结了部队隘路战斗的经验，考察隘路的大小、长短，暴露或是隐蔽，定出适应隘路环境的战术，写出了《当前隘路战斗》一文，发表在《红炉》第一期上。
搬迁财物
中央机关于1934年10月12日到达于都，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。几千名挑夫（一天付一块银元）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——印刷机、纸币镌版、造子弹的机器、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、爱克斯光机、满载重要（及不重要）文件资料的箱子，红军储备的银元、金条、大米、药品、备用的枪炮、收发报机、电话设备、大卷的电话线等等。毛泽东后来说：“就像大搬家一样。”埃德加•斯诺则称之为“整个国家走上征途”。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，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。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（这使他们很吃惊），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。
后勤部队转移困难重重
红军第一纵队的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。这支部队的五千名男的扛着沉重的印刷机、制币设备、邮票印刷机、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。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。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，有些没有。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，一个齿轮、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。然而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。行军又大都在晚上，一下起雨来，道路泥泞易滑。由于敌军离得太近，又不能点燃火把，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几百米的悬崖峭壁摔下，物毁人亡。
